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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莎之鏡

　　中世紀的歐洲人，非常形象論的把法律以明鏡之意象來表達。日耳曼法律書《薩克森鏡鑒》(Sachsenspiegel)，就把法的理念當成是現實秩序的鏡映：

薩克森之鏡
此書正如其名
在此識得薩克森之法
比如婦女取鏡
自覽面容
-薩克森鏡鑒前言

　　隨著文字使用範圍的擴張，鏡影乃成為思索世界萬有的象徵。荷蘭文學之父瑪蘭（Jacob van Maerlant）於1284年編纂的大書《歷史之鏡》（De Spieghel Historiael），便以荷蘭文表述了世界史，開創了荷蘭人的世界觀點。荷蘭史學者胡競格（Huizinga）引用聖經哥林多前書：「因為我們現在透過蒙塵的鏡子來看，可是那時我們就會面對著面」 表示，中世紀晚期歐洲人認為思維與感受的形象乃是難分難捨。那時鏡中的自我形象，被認定具有某種脫離真實自我的可能性，鏡中世界如同另一個平行的世界，終究會於現實中浮現。鏡中世界虛幻卻完美，與實存世界的真實卻帶有缺憾，成為對立的兩面。鏡象因此既是摹本(Beeld)，又是模範(Voorbeeld)。在此一形象式比喻之下，當時藉以認識世界萬有，提升自我的書籍，也廣泛習稱為明鏡之書。本書所簡介的，主要是十七世紀前後到十八世紀前半，載有歐洲人有關臺灣紀事的珍貴典籍。在那個時代，歐洲人剛剛開始探索外在的世界，並且以無限的好奇心反映了這些事實，並詳加登載。而這些承載著稀有知識的典籍，後來又成為塑造歐洲人世界觀的重要摹本。這些典籍的文字記載，零散片段的反映著當時亞洲地區的人文風貌。也就如同各式各樣的鏡子一般，映照著某一個變換不居又恆久一致的實體：福爾摩莎。

　　透過《東印度水路誌》，我們見到青翠的臺灣山巒；在《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東印度旅行短記》中，見到奔跑獵鹿的原住民與腰纏銅幣的大明海商；在《荷蘭信使》、《歐洲年度大事記》裡面受難的荷蘭牧師、《荷使第二及三次出訪中國記》裡面驍勇的明鄭海軍跟畏縮的清軍、《莫斯科大使出訪中國記》裡獨立的臺灣王國、《耶穌會士書簡集》裡向神父抱怨的平埔族等等。這些古籍內的記載，確實是如實的反映了作者自身經歷。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天真的以為這些典籍都如同平滑光亮的鏡子。其不同的原材、所受到的光源和擺放的角度，在在影響了其反映的形象，例如在《福爾摩莎島簡報》裡，讓人感覺得到《日耳曼尼亞志》的迴響、在《中國新圖》中，我們透見內裡《廣輿圖》的影子；在《中國圖誌》的仕女圖中，看到的卻是當時義大利女性模特兒的身影。《被遺誤的福爾摩莎》封面上的國姓爺圖像，竟是從伊斯蘭教君主轉化來的鄭成功形象；而《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裡，矯健原住民的想像圖裡，帶有希臘人的味道。確實，與映照實體的明鏡不同，心靈中的形象必須要有參考的概念。沒有這些「前理解」，要讓遠在萬里外的歐洲人想像福爾摩莎，實在困難。

　　更奇特的現象是，各自獨立的典籍，也如同隨意散佈在實體周遭的鏡子一樣，相互映照，從一個鏡中獲得了另一個鏡中的形象。例如。在《東印度水路誌》裡可見到《中華大帝國史》的篇章，《歐洲年度大事記》中的快報則與《荷蘭信使》多所重疊。《被遺誤的福爾摩莎》、《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關於原住民的敘述，都來自《福爾摩莎簡報》，後者關於臺灣的地理描述，則來自《中國新圖》，《亞洲指南》略談的臺灣故事，則是《被遺誤的福爾摩莎》之大意；《中華與靼韃帝國歷史、地理及政治的描述》多出自《耶穌會士書簡集》；《荷使出訪日本記》中關於南明的記載，則引自《中國新圖》。後書將前書當成必要資料逕予編纂的情況，說明了這「鏡中世界」是如何的自成一格。

　　更不要這些相互映照的鏡中形象，如何因為一些不經意的扭曲，形成了幻想的實體。如《東印度水路誌》的海圖，將臺灣繪製成三座相間的島嶼。假臺灣人薩爾曼納查所寫的《福爾摩莎地理與歷史之描述》，正是建立在對《福爾摩莎簡介》之批駁。而其續集《反對薩爾曼納查的探究》，則是因為《莫斯科大使出訪中國記》提出質疑所為之辯解。即便是《中華與靼韃帝國歷史、地理及政治的描述》也引用了《臺灣府志》的記載，而誤以為荷蘭人用牛皮向原住民換地。《新舊東印度志》所刊的福爾摩莎地圖，因為接合局部地圖的方式錯誤，而讓臺灣的腰圍長寬。

　　上述一系列的典籍正交錯複雜的構成了一面廣大的「福爾摩莎之鏡」。鏡中的形象，雖然是映照真實的形象而來，卻不完全等同真實本身。對我們而言，所謂過去的真實本身，無寧已經隨著時光而流逝。但那個已然流逝的福爾摩莎，卻也仍是我們時時所遙望的福爾摩莎。在這廣大無垠、交互折射的「福爾摩莎之鏡」裡變化萬端的形象，藉由一本本的書籍相互鎖定，將歐洲人遙望福爾摩莎的所見，凝結在某個時空當中。如同攬鏡自照，我們可從這面鏡中望見先人的生動形影。穿越時空，雖然面目模糊，但那真實的彼刻已經永遠被封存在這鏡中。那曾經鮮活的現實與文字與圖案所傳遞的記憶，就這樣直接的，無聲無息的呈現在我們面前，「可是那時我們就會面對著面」，這面光影斑斕的大鏡子中，層層疊疊的歷史記憶，不斷向我們襲來。那麼對於身為現在福爾摩莎島的主人我們，對這些迴旋散落在歷史當中的形象，能否還原其本真？或者，永恆的遙望著福爾摩莎，也將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命運？

製作福爾摩沙與福爾摩沙製作

　　西元十五世紀末以來，歐洲史學家以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將當時混雜著經濟、政治、軍事和科學的全球航海事業，旁若無人地誇稱為「地理大發現」。「福爾摩沙」因此被西方人看到，也因此被命名，更因此被記載傳誦。這本《製作福爾摩沙》所收錄的書籍就是其中一部份。

　　不過，歷史是詭譎的。有所「記」，當然就有所「漏」；有所「記」，當然會有「親歷」或「實錄」，也免不掉「傳聞」或「虛構」；記「一時」，也就顧不得「一世」。而所記之人的小我生涯和大我脈絡，更是影響到所記的內容。而後世讀者的小我生涯和大我脈絡又何嘗不會再度加深整場公案的詭譎程度。書中的真假虛實，時人就需要知津者指點，更何況後人面對這些史書時的茫茫。

　　製作福爾摩沙當然不是任何時空或是任何國族或是任何人的專利，更不可能只是任何時空或是任何國族或是任何人的能力。

　　這本福爾摩沙製作的《製作福爾摩沙》首要歸功於作者鄭維中認真的精神和培養多年的研究功力。原本只需將館藏的外文古書作個提要，就可以交差了事的。他這個服替代役而且又沒有拿特別加給的社會學碩士偏要把這份差事當成一場志業，於是成就了這麼一本具有可看性的圖文故事書。最特別的是，維中以社會學的專業角度來看待一個歷史的題材，也造就了這本書的另一種特色。

　　光是作者完成不了一本書，還要有當初支持這項計畫的台灣歷史博物館，以及出版社的投入。當然，追本溯源的話，還要歸功於當初這些寫書的人對於福爾摩沙的熱愛。不管這些人當初寫作動機為何，身為讀者的我們，現在遙想起當年那種「像一趟東方海上之旅一樣長」的書名，以及顯然是繪圖者「想像東方」的異國情調（您看過像書中插畫那種「窈」「窕」兩字的掛軸嗎？還有那個引起爭議的「東部朝上」的地圖早在當時的外國書中就出現了，並非最近本地人的發明）；以及今天讀來像是天方夜譚的我們祖先（其實大部份不是漢人）的軼事，在在都能讓我們這些四百年後的「福子福孫」參與一場外人先行製作而我們再加工複製的、永不止息的歷史文化大戲。

看完這本書，不知道您會不會像前人那樣讚嘆，啊?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孫中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